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平台经济已经深入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购物有电商平台，出行有打车平台，付款有支付平台，还有政府管理平台、国际贸易数字平台等等，平台经济逐渐由一种商业现象发展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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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指出,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8.6%,保持9.7%的高增速。作为我国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台经济整体和平台自身都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如何规范、健康地可持续发展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如何理解平台经济对我国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如何在行业规范和企业创新中寻找平衡？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格局下，我国的平台经济如何做好开放与升级的准备？《首席评论》栏目组邀请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平台经济创新与治理》课题组牵头人黄益平，共同探讨。
第一财经：您如何看待平台经济对于当下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价值？
黄益平：平台经济是依托于云、网、端等数字技术的基础设施，并应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来帮助创新业务模式。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得很多了，比如电商、社交媒体，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工具。但我们通常归为三类：第一是交易撮合，比如电商；还有内容传输，比如短视频；最后还有流程的管理，比如一些基础设施等。
数字平台作为中国经济当中最活跃的一个部门，它最重要的含义，我们说这一次数字技术革命是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但在前面的三次工业革命也催生了很多新兴产业，中国离那些产业都是很遥远的，而这一次，我们几乎和国际领先的这些平台一起，在国际最前沿创新和进步，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最简单总结，平台企业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当下我国平台经济的“喜”与“忧”
全球平台经济有一个习惯的说法，叫“三分天下”，中国、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以2020年年中的数据来看，当时全球的这些所谓的平台经济领域的独角兽公司，美国大概有200多家，中国有100多家，中美这种领先地位是非常明显的。
大概从去年开始，我们的平台经济增长态势有所放缓，不仅在短期内会给经济增长造成下行压力，从更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现在要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创新是我们将来推动增长最重要的力量，如果数字平台行业的相对优势逐渐丧失的话，对未来长期经济增长是非常不利的。
平台经济治理有哪些新趋势？
过去几个月里，我们确实也看到了决策部门对平台经济政策的态度，从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最近4月底的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再到全国政协“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专题协商会等，在这一系列的政策表态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原来从2020年底开始的所谓“强监管”的政策，这样一种专项整治的阶段可能已经结束了，下一步要走向日常性的监管，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积极、正面的变化。
平台经济的下一个爆发点在哪?
主持人：监管思路更加明确后，平台的潜能是不是能得到进一步的开发？
黄益平：当然，数字经济也好，平台经济发展也好，它是一个长期趋势。我曾经把平台经济对经济发展的好处做了一个总结，叫“三升三降”。当数字技术应用到我们的经济中，第一，可以扩大规模；第二，可以提高效率；第三，可以改善用户体验。所谓的“三降”，指的是可以降低成本、控制风险、减少接触。你可以想象一下，像这样几个特征应用到我们的经济当中，有很多事情它其实是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假定说将来还会有新的突破，有一个领域我觉得是值得期待的。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平台经济、平台企业基本上都是依托于消费互联网建立的，也许随着5G“高通量、低时延”通信技术的落地，随着新的网络的铺开，将来物联网、产业链、供应链可能会变得更加发达，而这可能是值得我们期待的发展领域。如果说到目前为止的平台，主要是把老百姓、消费者连接在一个市场上，下一步以物联网、产业链、供应链为主的新型平台的发展，有可能会把全国的厂家、企业全部都连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值得我们特别期待的一个新的方向。
黄益平提出的“三升三降”在金融领域同样适用。近年来，数字技术正在改变金融服务,推动金融服务提升质效、降低成本、提高风控水平。其中，普惠金融是数字平台的一个重要创新方向。
讲好普惠金融的“中国故事”
主持人：您怎么看数字金融平台的作用？
黄益平：数字技术应用到金融里为什么会有价值？最根本的一点是能不能解决现有系统中的痛点问题。对我们来说最大的痛点是什么？就是怎么发展普惠金融。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经常听政府说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很多中小企业都不能得到很好的融资服务，一般来说就两个问题：获客难和风控难。获客难就是因为中小企业数量非常庞大，地理上很分散；第二个难就是要对它做风控，这个在金融里是很关键的。这两个问题就使得传统银行要对中小企业服务就很难，但是利用平台和大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第一，你可以通过平台有很多的用户在你的平台上，举个例子说，微信、支付宝两家各自已经有10亿左右的用户在它的平台上，所以获客的问题已经有相当一部分解决了。他们已经在你的平台上，能不能为他们提供融资服务，这是你自己的本事。第二个风控难，因为这些中小企业其实是没有足够的财务数据，没有抵押资产，所以银行不知道怎么评估它的信用风险，利用大数据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新型互联网银行，他们都是用平台这样的基础设施加上大数据技术，给几百万、几千万的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这是过去没有发生过的。这样一种普惠性的金融服务它是国际前沿的金融创新，但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国故事。
主持人：数字金融服务平台的业务边界，包括监管的思路，您有哪些观察和思考？
黄益平：我觉得这个问题既简单也复杂，简单就是任何金融交易都要受到同样的金融监管，因为金融的逻辑是一样的，风险管不住，金融业务是持续不下去的，你可能是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所以，所有的金融交易都要受到同样的监管，监管全覆盖。
同时我们也知道，像这样的一些业务确实有一些创新，在一些做法上可能不太一样，这个时候监管也要跟着创新。比如移动支付、大科技信贷，我觉得到现在为止都算是比较成功的。但是也有一些业务，我们过去看到的P2P、现金贷，实际最后做得不太成功。这个时候我们监管部门可能就需要对这些新兴的业务采取特殊的监管办法，其实目前已经有非常成熟的做法，叫“监管沙箱”。“监管沙箱”就是你认为你有创新的业务模式，监管部门一开始也看不准，觉得你好像有价值，但是并不确定你会不会引发风险，那么监管部门可以给你发一个有限的牌照，在监管部门的监视下来创新一些业务，然后看好处怎么样，风险怎么样。如果最后的评估觉得这是一个可靠的新的业务模式，给你放一个正式的牌照，如果做的不太成功，你的试点就给终止了。其实更多用数字技术，比如说来监测风险、发现风险、化解风险，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平台经济在快速发展进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公平竞争和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比如个别平台通过其庞大的市场势力排挤竞争对手、要求商家“二选一”，一些平台企业不合法地获取个人信息、利用算法“大数据杀熟”，还有个别平台通过资本无需扩张、干扰市场秩序等乱象。如何矫正平台企业不恰当的行为？在监管方面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如何定义平台企业的“垄断”？
主持人：当平台经济的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之后，伴随而来的就是垄断的问题，怎么进行监管，尺度在哪里？
黄益平：在平台经济领域有很多新的特征，举个例子，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规模越大、效率越高，那它就必然会导致一种可能性，就是“赢者通吃，一家独大”。
其实在经济学里有一个概念，是不是规模大在平台经济当中一定意味着垄断？垄断是要反的，我必须很明确地说，我不是认为垄断是可以容忍的，因为垄断最后会影响行业的效率，会损害消费者利益，这是我们一定要反对的。但是怎么判断垄断在平台经济中，是不是还能简单地用过去的市场份额来判断，其实可能是有问题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在2013年，国内电商市场中的一家头部企业它占的市场份额是93%，到了2020年年底的时候，它的市场份额变成了43%。7年间，它丢掉了50个百分点的市场份额。经济学中说“可竞争性”，意思就是不管你现在的市场份额是多少，潜在的竞争者进入的门槛其实是很低的。牌照只是一个方面，你还要有条件进来，比如在电商行业，就需要你有一个平台系统、有很多用户、有一些数据，这就涉及到平台经济的第二个很重要的特性，叫“范围经济”。范围经济的意思就是说，我在一个行业里把业务给建起来后，我跨界竞争的难度其实并没有那么大。原来在其他行业的，甚至有一些新型平台，当然这些平台也是在其他一些大平台的支持下进入这个市场，一下子把这个竞争度就提得非常高。
所以我们觉得反垄断非常重要，但是更重要的，要关注其他潜在的竞争者是不是还是有可能进来。什么情况下他们会进来？就是现在在市场上的主要企业如果它开始采取一些垄断行为，开始获取一些垄断利润时，其他的平台就会进来。
主持人：一家平台，当它成功到没有竞争对手的时候，反而是它最危险的时候，如果它能够保留其他人进场的机会，反而给自己的生存和长期发展营造了一个空间，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竞争又合作的良性的生态系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数据，现在怎么保障数据安全，保障用户隐私，监管的思路是什么？
数据安全治理，应该注意什么？
黄益平：我们也都应该承认，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内，很多企业不合规、不合法地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包括我们的个人隐私经常被用来做一些分析、营销等等，这个现象很普遍，所以现在要加强监管，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但是在加强监管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需要做权衡。欧洲的数据保护是全球做得最好的，但是你看到的结果是什么呢？欧洲依托于数据基础上的平台企业非常少，实际上因为数据被保护好的同时，很多数据用不了、搜集不了，也就没有效率发挥出来。
我们把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在治理的过程中也需要有新的思维方式。个人权益和国家安全一定要保护，但是并不是说把所有的数据每一块、每一点都界定得越清楚越好，如果把所有数据都给管“死”了，其实我们将来的创新也很难做。但是这个话，说实话其实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就是你怎么样在这个中间找到权衡，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挑战。
近年来，数字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也加剧了各国政府应对这一进程的紧迫性。2020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2. 6万亿美元，规模排名前三的国家分别是美国、中国、德国，英国、印度、法国、日本等国也奋起直追。在世界经济秩序重构的当下，中国如何抓住机遇，发挥数字平台经济领先者优势？
如何应对数字平台发展全球化挑战？
主持人：面向国际，面向未来，中国的平台经济应该做好哪些准备？
黄益平：其实欧美现在已经在推动数字贸易，数字贸易就不仅仅是电商，还有其他方面的、全方位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将来怎么参与国际市场？我觉得对于政府来说，有两件事情是可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逐步地开放双向的流动，就是我们要引进一部分国外的机构到国内的市场参与竞争，同时更多支持鼓励我们国内企业走到国际市场上去。因为平台经济是非常活跃的创新载体，它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力度创新？我觉得支持创新最好的因素就是保持比较大的竞争压力。如果它在国内市场赚钱很容易，也没有太多的竞争者，当然创新的冲动就会减少。所以我觉得要保持竞争的程度，实际上我们国内的市场，包括国内的企业，要鼓励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去参与国际竞争。
第二点我觉得政府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要主动去参与这些国际规则的制定。在国际上有一些共识的规则，我们也要主动参考。举个例子，欧美现在已经提出了关于数字贸易的规则，他们在两点上其实是比较一致的，第一就是要保护知识产权，第二要实现跨境数据的自由流动。我们将来如果也要参与数字贸易，我们需要在这个方面未雨绸缪。无论是我们主动去帮助制定一些国际规则，还是接受一些我们觉得还不错的国际规则，简单来说就是国内外的规则应该接轨。这样的话，双边双向的经济活动，投资也好，贸易也好，或者是供应链也好，才有可能真正给“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