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是关键。在高质量发展的命题下，“亩产论英雄”一说风行。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经济发达地区纷纷选择通过“工业上楼”提高产出效益，推动制造业发展。大批城市出台政策与各种配套措施，大力推动制造业“上楼”，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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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天要空间的“工业上楼”
几年前，我在东莞松山湖的松湖智谷产业园参观过“工业上楼”项目。这应该是东莞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业上楼”项目，它提出要打造“您的上下游，就在我的上下楼”的全产业生态链。
松湖智谷所在的地方，原来是东莞寮步镇一个简陋的旧厂房片区。如今，经过土地更新及改造，松湖智谷已经成为一个入驻企业超过500家、年产值超100亿元的现代产业园区。
珠三角是我国制造业发展密集区域，城市多存在土地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其中，以深圳为最。
深圳全市面积仅有1997.47平方公里，仅为北京的12.17%、上海的31.50%、广州的26.76%。而深圳基本生态控制线范围内的土地面积仅为974.5平方公里。现时，深圳城市建设开发率已经超过90%。
早在2012年，深圳存量土地供应就首次超过新增土地供应，土地利用模式出现拐点。为此，深圳于2014年通过探索“工改工”城市更新的做法，将普通工业用地改变为新型产业用地，建设新型产业园，在珠三角地区开始率先探索“工业上楼”发展模式。
“工业上楼”发展模式的探索起源于美国的工业化时期，称“垂直城市”或“工业摩天楼”。
美国的做法是将工业生产和商业办公区域安排在大楼的下层和中层，住宅区则在高层。但当时的探索并未成功，主要是环境污染问题。
最早实现“工业上楼”的国家是日本。20世纪60年代，日本将工业厂房转移到城市中心区域，将生产线安置在高层建筑物内。
这种模式被称为“立体城市化工业”。东京的“工业上楼”主要集中在丰岛区和江东区等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善且人力资源丰富的区域。
在东京的“工业上楼”项目中，有些厂房的高度可以达到30层或以上。这些厂房通常采用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品质。
同时，这些高层厂房也具备很高的防火和防灾能力，以确保工人的安全和生产设备的完好。
随着时间推移，“工业上楼”这种产业空间模式，也在其它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得到推广和应用。韩国、新加坡、德国、香港等也有类似的产业空间模式出现。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东南区域，以长三角及珠三角的上海、江苏、浙江、广东为主。
2021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关于推广借鉴深圳经济特区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的通知》，明确提出要推广“工业上楼”模式。
在中央强调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向有限土地要产业空间、要经济贡献自然会推动“工业上楼”的发展模式。
在珠三角，除了深圳，广州、东莞、佛山、中山、珠海等主要工业城市，也积极推动“工业上楼”。
2022年11月，深圳推出新的“工业上楼”计划，明确提出要连续五年每年建设2000万平方米优质、经济、定制化厂房空间。
深圳五年建设1亿平方米的高层工业楼房，按容积率4.0测算，至少需要25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供应，按1平方米造价1万元计算，需要投资1万亿元。
截至目前，共有72个“工业上楼”项目，用地面积854.8万平方米，平均容积率4.2，厂房面积2306.5万平方米。
对深圳而言，在工业用地资源供给紧张与产业发展双重压力下，似乎“工业上楼”成为促进经济发展必选项。
二、“工业上楼”的地基
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企业，企业发展的核心能力是建立企业发展战略。
而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发展主要由政府主导推动，起码政策环境、公共设施环境、服务环境由政府搭建与供给。
我们的政府一方面兼顾着效率与公平，但在“GDP主义”发展观所主导的理念中，各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还是存在巨大博弈。
当然，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做法，就是榜样的树立与经验的模仿，这是经济发展中探索成本最低、最有效的做法。
中国哪个地方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取得成效，就会引起其它地方的学习与模仿，再形成中央或各个地方的政策与文件，并得到推广。
但这也会带来负面效果，即使各地方政府不顾实际情况争先效法，从而违背经济规律，造成产能过剩等诸多问题。
深圳发展“工业上楼”最根本的核心动力不是土地供给，而是深圳的政务服务能力。
我一位刚入户深圳的朋友去护照办理服务大厅，持原来老家的护照去更新。他对“深圳速度”很感慨：从进入服务大厅到办完手续离开，就是8分钟时间。
有专家认为，深圳“工业上楼”的根本原因在于营商环境好，包括市场观念、创新氛围、政府服务、城市功能等等，使得大量创新创业的科技型企业源源不断涌入，而深圳的发展空间又极为有限，所以采取这种“没有办法”的“办法”。
其中的因果关系不能颠倒。可以说，吸引企业的根本动因是深圳的营商环境而非工业大楼，这就是根本。没有学到这种根本，建设再多的工业大楼，也只能成为空中楼阁。
美国哈佛商学院的战略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曾提出的钻石模型，用于分析一个国家某种产业为什么会在国际上有较强的竞争力。
波特认为四个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某种产业的竞争力：
一是生产要素，主要是人力资源、天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基础设施。
二是需求条件，主要是本国市场的需求。
三是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即产业和相关上游产业是否有国际竞争力。
四是企业的战略、结构、竞争对手的表现。
迈克尔·波特还将生产要素划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初级生产要素指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工人、资金等，高级生产要素则是指现代通讯、信息、交通等基础设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研究机构等。土地属天然资源，并非高级要素。当然，土地是基础要素。
为了提升其产业竞争力，深圳“无中生有”，引进国内及世界很多高校，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等，还有筹建中的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香港大学等。
为引进各种创新人才及资源，深圳实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项目”等，提供高薪和优厚的福利待遇、优惠的税收、免费的餐饮和住房来吸引人才。提供各类科技创新平台，包括孵化器、加速器等。笔者所在单位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此前承办的“创客广东”大赛，就有几个海外回来的创业项目获深圳千万元以上的支持。
深圳对于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连续多年居国内首位。2023年，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经费预算达32.99亿元，居国内双高院校投入首位。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预算16.75亿元，居第二位。
深圳通过自身创新体系的打造，赋予了珠三角制造业创新的活力。这几年，专精特新成为热点，东莞与惠州就涌现出一大批国家级“小巨人”企业，其中不乏来自深圳的创新溢出。东莞华为、前文提到的松湖智谷的先进制造业企业，很多都来自深圳的产业溢出。
同时，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也强调政府的作用。在中国，政府的作用更加明显。但在经济发展中，政府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更为重要而合理？
迈克尔·波特认为，政府对需求的影响主要是政府采购，并扮演挑剔型的顾客，形成独特的市场标准，协助本地企业获得基于新标准的竞争力。政府可以介入产业集群方面发展的服务，保证市场处于活泼的竞争状态，并制定竞争规范。
总而言之，政府扮演的应是产业发展与市场的催化剂和挑战者的角色。
迈克尔·波特指出，无论如何从事产业竞争的是企业，而非政府，竞争优势的创造最终必然要反映到企业上。即使拥有最优秀的公务员，也无从决定应该发展哪项产业，以及如何达到最适当的竞争优势。政府能做的只是提供企业所需要的资源，创造产业发展的环境。
作为中国市场经济及改革开放先行者的深圳政府，一直发挥对市场有意无意、有为无为的作用，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市场环境、服务环境，不断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让市场与企业发挥作用，而不是干预市场、主导市场的角色。
在数字化时代，迈克尔·波特所定义的高级要素内容与组合，可能也会有新的变化，有为政府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以使市场与产业转型拥有更大确定性，降低产业探索成本，提高产业边际效用。如产业引导、产业梳理、产业撮合，让各种要素充分流动与形成新的组合，深圳政府一直扮演积极的角色。
在中国，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组合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工业上楼”的地基。
三、产业创新更需要生态空间
深圳是中国最早、发展最为成功的经济特区，它不仅在政府作用与市场发展的建设中表现积极，它还是中国最为优秀的创新城市。
超出深圳看深圳，才能够真正看明白深圳在中国改革开放、在探索中国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作用与地位。
而今的深圳，已经不是深圳的深圳，也不仅是广东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圳，更是中国的深圳。深圳的所有探索与发展路径，都有可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先行者与探路者。
因此，“工业上楼”必须被放在更大更宏观的经济视角，去看待其给广东、粤港澳大湾区，乃至中国经济发展带去的影响。
约在2000年底，深圳有一位网民在强国论坛上发表了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文章。当时的深圳，腾讯还在苦熬等待“天使”，任正非则写了《华为的冬天》。
任正非说：“IT泡沫的破灭，公司内外矛盾的交集，我却无能为力控制这个公司，有半年时间都是噩梦，梦醒时常常哭。”被深圳引以为豪的金融地位也受挑战，深圳人忧心忡忡。
与此同时，时任广州市长林树森在广州推出雄心勃勃的“广州南拓”计划，希望在南沙再造一个广州，打造一个包括石化、钢铁、造船等原材料工业和装备工业为主的现代化临港工业区，有些类似于当年上海的浦东新区。
时至2012年，深圳的GDP开始超越广州。深圳的布局是从产业结构调整开始的，它不能像广州一样发展临港大工业体系，便着力打造以高科技、高附加值为主的产业体系。核心便是创新与人才，以及为创新人才提供税收和资金等优惠政策等。
深圳聚集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高素质人才，尤其在电子、通讯、信息技术等领域，以及后期发展的智能制造、人工智能、5G通讯新领域。深圳的重点是在优化营商环境，减少行政审批环节、简化手续、提高服务效率、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和风险。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一个政策体系需要十年、二十年的布局及持续发展，才能够逐步显现成效。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如果今天的深圳为后人栽树，应该栽种什么种子？
笔者认为应当还是创新。创新为大湾区赋能，为中国制造赋能。
深圳通过不断的创新溢出，为粤港澳大湾区带来全新的产业生态，带来全新的竞争力，这应该是深圳新的历史使命。深圳“工业上楼”的目的，应该是创新孵化，而不是留住制造业、留下GDP。
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不同经济区域在生产某些商品上，可能存在不同的比较优势。
因此，每个国家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也有学者将该理论发展为国内经济分工理论，即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经济区域应该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并通过国内贸易来促进经济发展。
“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深圳作为创新城市，其创新效率高，特别是深圳的电子信息技术、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效率高，附加值也高，可以“工业上楼”。其它产业则可以逐步溢出，全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提速，促进广东省经济均衡发展。
而与原来的技术创新不同，如今的产业创新需要更大的空间与布局。
深圳原来的技术创新是基于电子信息、通讯与人工智能产业的技术创新，这是现代产业的基础。
广东省有大大小小几百个产业集群，随着人工与土地成本的增加，原有产业供应链的优势被削减，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及数智化提升，才能够提升产业价值链。
深圳的华为就通过在东莞松山湖的投资，带动东莞智能终端设备产业的发展。深圳的智布互联对佛山的投资，带动了佛山纺织行业的发展。
反之，珠三角众多创新型企业的发展，也大大丰富了华为等企业的创新生态，优化了更多互联网大数据企业的生态。
没有制造业场景，就不可能有产业互联网。在产业重度垂直的今天，技术体系必须与制造体系深度融合，才有可能推陈出新，塑造粤港澳大湾区全新的制造业体系。
深圳切莫因“工业上楼”自成体系，而忽略了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创新生态体系的打造。
本质上看，“工业上楼”还是“土地+资本”的经济驱动模式，是原来房地产经济驱动模式的新演绎，其核心仍是以土地与资本为杠杆。但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必须以知识经济为核心，人才是关键。
未来产业的发展、现代经济体系的打造、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都必须依托以人才为核心的创新体系的打造。
深圳本身就具备这方面的优势，切不能因大量“工业上楼”，而忽略其对于创新人才体系的强化。
试想，一大批产业工人与创新人才，挤在一个城市争抢各种城市公共资源，医院、学校、公共交通，它还能成为吸引人才的城市吗？一个城市没有了空间就没有了想象，就会没有未来。
一个城市的发展，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深圳还可以向美国硅谷学习，不断强化它的独特优势，不断打造复杂的创新生态系统，吸引全球顶尖的科技人才，吸引全球最顶尖的科技企业，建设发达的风险投资市场，建设更具开放体系及创新精神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崇尚创新、敢于尝试，容忍失败的创新文化。
深圳的产业垂直不能局限于深圳，不能把创新局限在其所认定的多少个产业体系中，而是要垂直到整个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垂直到广东产业集群中去。
一旦某个产业完成了数字化、智能化的跨越，就可以成就一批百亿、千亿产业级的企业，这才是真正的高质量发展，这才是深圳对于“制造业当家”的不同定义。
深圳的创新不能因“工业上楼”形成自己的产业闭环。一座真正的创新城市，连天空都不是极限，何况未来。
